这些词绝不能混用或者叠加。比如“故考”“显考”“先考”“考”四个字中，只能择其一使用，不能层层叠加。然而现实中有人不慎写成“故显先考府君张公”，这实际上把“已故的”、“光荣的”、“先去世的”、“男性长辈”和“尊称”五层意思全部堆到一起，表面庄重，实则重复冗余。
传统规范里，一块合格的墓碑称谓应该是：“显考张府君讳某”，或者“先妣李氏”。多一个字显得啰嗦，少一个字又显得不敬。
墓碑不仅仅是死者的标记，更是活着人的文化传承。谁写的、怎么写、从哪个角度写，都是严肃认真的事。古代有一整套严格的规矩，关于“立碑人”的署名顺序和身份角色，细致得像现代家族会议纪要。
首先是“立碑人”的署名顺序。若死者有嫡长子，其他庶子不能排在前面。碑文里常见“孝男某、孝男次某、孝男季某”的排列，这绝不是随意，而是体现尊卑有序。
其次，除了子女之外，其他亲属不能使用“孝”字。堂兄弟、外甥、孙辈若参与书写碑文，只能署名“哀男”“哀孙”“悼外孙”，不能称自己“孝男”，这是“礼不越等”的原则。
“府君”一词是男性墓主常用的敬称，原指“太守”，后来泛指成年男性亡者，表达庄重尊敬。若无官职，则用“处士”，意指“在野有学问之士”。
女性墓主则常用“孺人”“恭人”“宜人”等称号，分别对应不同社会地位，孺人为基层，恭人为中等，宜人为上层。在古代文献中，诸如“张孺人”“李宜人”都代表社会认可的身份等级。
有些碑文还带“诰命”字样，说明死者生前曾受朝廷封赠。如“诰命夫人李氏”，相当于现代的“部级干部遗属”。无封号者不得自封，否则属僭越。
碑文书写格式自唐代成型，宋代固定范式。北宋欧阳修所作墓志，开头用“呜呼”，接着是“讳、字、生年、籍贯、官职”，然后述说品德，最后是“铭曰”。这套规范一直沿用至清代。
尤其重要的是，古代讲究“不得自书墓志铭”，以示谦逊。但宋代后，有名士开始“预立志铭”，如南宋宰相赵鼎自撰家志，开篇写“吾既老，铭亦预”，反映古人对身后事的高度自觉。
立碑不仅是纪念，更是身份、礼仪和伦理的“刻石”仪式。古时家族若立碑失误，轻则遭亲戚指责，重则可能引发法律纠纷。浙江余姚就曾有因庶子抢先刻名与嫡长子起争端，甚至动用官府调解的典型案例。
古人早有预防之策。清代江南地区，许多家族请外人书写碑文，且书写前必先请族老和长辈公议定稿。碑文定稿后，还需三次校对，删去重复，理清辈分，调整句式，最后才由书法工匠刻石。
然而现代许多农村墓碑却流行“复制粘贴”，同村十块碑文几乎雷同。有的碑文甚至把“老孺人”错刻成“老主人”，一字之差便全然误解原意。
最典型的误用是某地一块碑文写道：“显考张公老大人先父府君讳某”。这十七个字中，“显考”“先父”“府君”三词反复叠加，且“张公”与“府君”称呼冲突，几乎成了套话的堆砌。
相比之下，宋代士人讲究简洁规范。司马光墓志铭简短明了：“显考讳光。”后续详细叙述其三十年为官、政绩清明，重点在于德行和政绩。
从古至今，墓碑不仅是冰冷石头，而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表达。它体现身份、规矩与敬意，也是一面礼教的镜子，供后人反思和传承。
碑文虽短，但分寸极严。错一个字，或许孝敬得以体现；用词失当，则悖礼得罪祖宗。孝顺不在金银棺椁，而在刻石时一笔不苟的认真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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